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山西夏縣涑水鄉人，生于河南省光山縣，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變法以后，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專心編纂《資治通鑒》，用功刻苦、勤奮。用他自己話說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他立志編撰《通志》，作為封建統治的借鑒。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八卷上進，英宗命設局續修。神宗時賜書名《資治通鑒》。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被命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次年退居洛陽，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鑒》，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他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都親自動筆。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傳郎，數月間盡廢新法，罷黜新黨。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遺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等，還有諸多名著被眾人所流傳。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祐六年（1061年）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立志編撰《通志》，作為統治者的借鑒，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覲宋英宗，英宗命設局續修，并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即位后，以其書“有鑒于往事，以資于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并親為寫序。此時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司馬光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陜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御史臺，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鑒》，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書成后，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司馬光執政一年半，即與世長辭，“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靈柩送往夏縣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家家掛像，飯食必祝”。死后，宋哲宗將他葬於高陵。追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忠清粹德”。對司馬光的為人，朱熹評論：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陜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錄》卷7）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于主持編寫《資治通鑒》。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臺，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游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司馬光的獨樂園，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資治通鑒》書局所在地。這里環境幽美，格調簡素，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詔成立，除了司馬光之外，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攽和范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其中，司馬光任主編，劉恕、劉攽、范祖禹為協修，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來洛陽后，便把《資治通鑒》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當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邵雍、文彥博等也常來此聚會，堪稱是一個學術中心。

  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

  《資治通鑒》是我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后，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了然。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鑒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鉆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兩人是孔子和孟子）。《訓儉示康》收入高中語文課本。

  司馬光一生誠信，應該也是受父親的誠實教育的影響，大概在五、六歲時，有一次，他要給胡桃去皮，他不會做，姊姊想幫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離開了，後來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順利將胡核去皮，等姐姐回來，便問：“誰幫你做的？”他欺騙姊姊是自己做的，父親便訓斥他：“小子怎敢說謊。”司馬光從此不敢說謊，年長之后，還把這件事，寫到紙上，策勵自己，一直到死，沒有說過謊言。邵雍的兒子邵伯溫還看過這張紙。清人陳宏謀說：“司馬光一生以至誠為主，以不欺為本。”後人對司馬光蓋棺論定之語，也是一個“誠”字。

  破甕救友　　有一次，司馬光跟小伙伴們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個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沒頂了。別的孩子們一見出了事，嚇得邊哭邊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馬光卻急中生智，從地上撿起一塊大石頭，使勁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來，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馬光遇事沉著冷靜，從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樣。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馬光出了名，東京和洛陽有人把這件事畫成圖畫，被人們廣泛流傳。

  誠信賣馬　　司馬光要賣一匹馬，這匹馬毛色純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溫順，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馬光對管家說：“這匹馬夏季有肺病，這一定要告訴給買主聽。”管家笑了笑說：“哪有人像你這樣的呀？我們賣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說出來！”司馬光可不認同管家這種看法，對他說：“一匹馬多少錢事小，對人不講真話，壞了做人的名聲事大。我們做人必須得要誠信，要是我們失去了誠信，損失將更大。”管家聽后慚愧極了。

  低調淡泊　　司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華，他在《訓儉示康》中曾提到小時後長輩會給他穿華美的衣服，他總是害羞臉紅而把它脫下。寶元年間中舉時，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見。酒席宴會上，每人都在頭上插滿鮮花，肆無忌憚地嬉戲取樂，唯獨司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同事提醒說：“戴花乃皇上之令也！”司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馬光有一個老仆，一直稱呼他為“君實秀才”。一次，蘇軾來到司馬光府邸，聽到仆人的稱呼，不禁好笑，戲謔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經是宰相亦，大家都稱為‘君實相公’！”老仆大吃一驚，以后見了司馬光，都畢恭畢敬地尊稱“君實相公”，并高興地說：“幸得大蘇學士教導我……”司馬光跌足長嘆：“我家這個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壞了。”

  堅不納妾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納妾蓄妓的風尚。司馬光是和王安石、岳飛一樣，極為罕見的不納妾、不儲妓之人。婚后三十年余，妻子張夫人沒有生育，司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沒想過納妾生子。張夫人卻急得半死，一次，她背著司馬光買了一個美女，悄悄安置在臥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馬光見了，不加理睬，到書房看書去了。美女也跟著到了書房，一番搔首弄姿后，又取出一本書，隨手翻了翻，嬌滴滴地問：“請問先生，中丞是什么書呀？”司馬光離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書，是官職，不是書！”美女很是無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還有一次，司馬光到丈人家賞花。張夫人和丈母娘合計，又偷偷地安排了一個美貌丫鬟。司馬光不客氣了，生氣地對丫鬟說：“走開！夫人不在，你來見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賓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說儼然就是“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白頭偕老的翻版。唯獨一人笑道：“可惜司馬光不會彈琴，只會鱉廝踢！”張夫人終身未育，司馬光就收養了哥哥的兒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司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為命。洛陽的燈會享譽天下，逢元宵節，張夫人想出去看燈，司馬光說：“家里也點燈，何必出去看？”張夫人說：“不止是看燈，也隨便看看游人。”司馬光一笑，說：“看人？怪了，難道我是鬼嗎！”

  典地葬妻　　司馬光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鑒時，居所極簡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讀書其間。當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層，最上一層稱朝天閣，洛陽人戲稱：“王家鉆天，司馬入地。”司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貧的司馬光無以為葬，拿不出給妻子辦喪事的錢，只好把僅有的三頃薄田典當出去，置棺理喪，盡了丈夫的責任。司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權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讀歷史，讓人深思。俗語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封建社會，大多數人苦讀寒窗，躋身仕途，無不是為了顯耀門庭，榮華富貴，澤被后世，蔭及子孫。在這些人面前，司馬光的清廉更顯可貴。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詔賜司馬光金錢百余萬，珍寶絲綢無數，但司馬光不為所動。司馬光年老體弱時，其友劉賢良擬用50 萬錢買一婢女供其使喚，司馬光婉言拒之，他說：“吾幾十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

  反新法　　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人士，他跟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了嚴重分歧，幾度上書反對新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司馬光與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于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于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問題，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實和用人不當等情況，從側面證明司馬光在政治上還是老練穩健的。　　可以使用一句話來評價司馬光的一生 ：其實司馬光的一生主要就是干了這兩件事情 編寫《資治通鑒》反對王安石的新法 但是有一點必須要注意就是：司馬光之所以與王安石政見不和僅僅是在政治觀點上有分歧，在本質上都是為國為民的真君子——純粹君子之爭，絕對不是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馬光之余也不會由衷的道出：“司馬君實，君子人也！”一個令政敵都嘆為君子的人，絕對不是一個小人！司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為變法問題斗得死去活來之后，司馬光留下了這樣的見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對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無它，唯執拗耳”。　　有著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馬光，覺察到了變法的不妥，但具體哪里不妥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他不可能作很準確的描述，只能通過變法造成的一些惡果來解釋他反對變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斷和安石爭辯，但缺乏現代經濟理論，司馬光無法對變法方案作出有力辯駁。終其所述，只有“不妥”二字而已。結果造成了神宗誤會他無理取鬧的局面，不得不遠離政治中心，出走洛陽。　　還有點要注意就是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斗中不能得勝時，便選擇了回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復和惡意中傷。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然而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王沒有任何私利，為什么要這樣做？面對身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馬光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退讓。

  元祐更化　　哲宗立，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干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于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概輸錢，則是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羨余，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兇年，無谷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并如舊制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后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于富不利于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