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

  王禹偁，出身貧寒，《東都事略》和《宋史·本傳》都說他世為農家，《邵氏聞見后錄》謂“其家以磨面為生”。王禹偁九歲能文，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登進士第，授成武縣（今屬山東）主簿，遷大理評事。次年，改任長洲（今江蘇蘇州）知縣。他對仕途充滿抱負，曾在《吾志》詩中表白：“吾生非不辰，吾志復不卑，致君望堯舜，學業根孔姬”。王禹偁為人剛直，誓言要“兼磨斷佞劍，擬樹直言旗”。

  端拱元年（988年）召試，擢右拾遺并直史館。他旋即進諫，以《端拱箴》來批評皇宮的奢侈生活。后拜左司諫、知制誥。

  淳化二年（991年），廬州尼姑道安誣告著名文字學家徐鉉。當時禹偁任大理評事，執法為徐鉉雪誣，又抗疏論道安誣告之罪，觸怒太宗，被貶為商州（今陜西商縣）團練副使。

  淳化四年（993年）移官解州（今屬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隨即召回。任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任翰林學士，后以謗訕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貶知滁州（今安徽滁州），次年改知揚州。

  宋真宗即位（997年），再召入都，復知制誥，上書提出“謹邊防”，“減冗兵，并冗吏”等事。與撰修《太祖實錄》，因直書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滿，又遭讒謗，于咸平二年（999年）再次被貶出京城，至黃州（今湖北黃岡）。

  咸平四年（1001年）冬改知蘄州（今湖北蘄春），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

  《宋史》與《東都事略》都有其傳。

  蘇軾所撰《王元之畫像贊并序》，稱他以“以雄風直道獨立當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

  歐陽修十分仰慕王禹偁，在滁州時瞻仰其畫像，又作《書王元之畫像側》。

  王禹偁自編《小畜集》30卷，集名出自《易經》：“小畜之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今有《四部叢刊》本，另有其曾孫王汾裒輯《小畜外集》13卷，以及清光緒年間的孫星華刻本。近人徐規所著的《王禹偁事跡著作編年》，收集佚詩佚文多篇。

  王禹偁是宋初作家中成就較高者，他在詩、文兩方面的創作都較為突出，促進了宋初詩風、文風的變革。宋初詩派林立，但主要是“白體”、“西昆體”、“晚唐體”三家。王禹偁屬“白體”。

  古文

  他是北宋初期首先起來反對唐末以來浮靡文風，提倡平易樸素的優秀作家之一。王禹偁提倡“句之易道，義之易曉”（《答張扶書》），反對艱深晦澀，雕章琢句，為后來的歐陽修、梅堯臣等人的詩文革新運動開辟了道路，因此頗受后人推重。北宋初期，文壇上沿襲唐末五代頹靡纖麗文風。王禹偁為了革除這種流弊，以宗經復古為旗幟，提倡繼承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的精神，主張“遠師六經”，“近師吏部（韓愈）”，寫“傳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別強調“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義易曉”，發揮了韓愈古文理論與實踐中“文從字順”的一面。他的散文作品內容充實，感情充沛，語言曉暢。《待漏院記》是一篇政論，提出“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的論題，規勸執政者要勤政愛民，而不能“竊位而茍祿，備員而全身”，義正辭嚴，筆觸鋒利。

  其代表作《黃州新建小竹樓記》寫于貶官黃州時期。文中極力渲染謫居之樂，把省工廉價的竹樓描繪得幽趣盎然，含蓄地表現出一種忿懣不平的心情。文章多用排比，音調優美，富于詩味。《唐河店嫗傳》記述邊地一位老婦人機智殺敵的 故事，又借題發揮，譴責了當權者在軍政措施上的不當，既有生動的人物描寫，又有懇切的議論。此外《錄海人書》、《答張扶書》等都是他散文的代表作品。作為宋初最重要的散文家，他的古文理論和創作，對宋代散文風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蘇軾稱他“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王元之畫像贊并序》），當非溢美之辭。

  文論方面，王禹偁提出了傳道、明心與有言、有文。王禹偁在《答張扶書》中說：“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在文以傳道之外，他又要求文以明心，即可在傳道之文里發抒自己的政見和內心感受。于“傳道”外，提出“明心”，于“有言”外，提出“有文”，這是王禹偁在理論上的一種貢獻。所謂“明心”是指自己的內心世界臻于高尚，是指立身無愧，以文明心和傳道，實質上是要求文道合一和文行合一，并偏重在文的方面。

  詩歌

  在詩歌方面，王禹偁推崇杜甫和白居易。宋末的方回說：“宋鏟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送羅壽可詩序》，《桐江續集》卷三二）顯然這種說法稍嫌夸張，但宋初詩風確有白體、昆體、晚唐體之分，王禹偁也被宋人看作重要的白體詩人。然而，王禹偁的詩風與李昉、徐鉉等白體詩人卻是同中有異。王禹偁早年多作閑適詩，晚年多作諷喻詩，與白居易恰恰相反。正是這種深刻的自省意識，使他從學習白居易進而以杜甫為典范，甚至在晚年自編的《小畜集》中很少收錄早年作品。相傳，他曾因作詩偶合杜甫詩句而寫下“本與樂天為后進，敢期子美是前身”之句，還稱贊“子美集開詩世界”。他在創作中努力實踐白居易“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對雪》、《感流亡》、《竹□》、《對雪示嘉佑》等詩，以深厚的同情描寫了當時農民、士兵的苦難境況，揭露了現實的黑暗，而且嚴于針砭自身，繼承和發揚了杜甫“三吏”、“三別”與白居易《秦中吟》的風格。《畬田詞》五首生動地記錄了山區刀耕火種的情景，贊揚了普通人民勤勞刻苦和團結互助的美德。

  他的詩同散文一樣，語言平易流暢，風格簡雅古淡。他還有一些寫景抒情的短詩，卻筆調清麗，饒有風韻。如《村行》描繪了山村黃昏的動人情景和詩人的感觸。他還善于向民歌吸取思想藝術營養。如《畬田詞》：“鼓聲獵獵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亂云。自種自收還自足，不知堯舜是吾君。”洋溢著勞動者的樂觀感情，饒有民歌清新活潑的風味。他的長篇詩歌，敘寫自己生平事跡與懷抱，能揮灑自如，暢所欲言，已開宋詩散文化、議論化風氣。林逋盛贊他：“縱橫吾宋是黃州。”胡仔也說：“國初沿襲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二）

  詞

  王禹偁詞即事即目，登覽抒懷，寓情于景，格調深沉，雄渾有力，藝術上完全臻至成熟，在宋初小令中是別開生面的。具體地說，點絳唇這首詞在宋初詞壇的貢獻集中在兩個方面：在秾麗的氛圍中以清麗取勝；在狹窄的詞境中以開闊見長。過去，人們一般只注意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其實，不論就思想內容，還是就藝術風格講，這首詞都很具特色，從柳永的《雪梅香》（“景蕭索”）、辛棄疾的《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和姜夔的《點絳唇》（“燕雁無心”）等諸名作中，均可看出受王禹偁這首詞影響的某種痕跡。因此，王禹偁這首《點絳唇》應當被視為掀開兩宋詞壇帷幕的重要詞篇。王弈清稱贊此詞“清麗可愛”，并因此推崇王禹偁“豈止以詩擅名”（《歷代詞話》卷四轉引）。王禹偁是開北宋詞壇創作風氣的重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