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三明市尤溪縣），后隨母遷居建陽崇安縣(今武夷山市）。晚年定居建陽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學派”之稱，其游歷甚廣。南宋詩人、哲學家，教育家。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繼承了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完成了理氣一元論的體系。

  朱熹為紹興十八年（1148年）進士，紹興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紹興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經常往來于泉屬各地訪友求賢，尋幽攬勝。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安海地處泉同之間，為必經之地,因此，朱熹往返兩地，常在安海歇息過夜。每次路過安海，則訪問朱松遺跡遺事，招集鎮中耆儒名士講論經學，對安海文風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任滿后，請求辭官，潛心理學研究，四處講學，宣揚他的“太極”即“天理”和“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思想體系，成為程（指程顥、程頤）朱學派的創始人。

  淳熙二年（1175年），與陸九淵為首的另一學派在信州（今上饒）鵝湖寺相聚，就兩學派之間的哲學分歧展開辯論。淳熙五年（1178年），經宰相史浩推薦，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縣）知軍。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鹽常平提舉，來到撫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間，他募集錢糧賑濟災民，百姓得以安生。擬調直秘閣，他以捐賑者未得獎賞不就職。宰相王淮以浙東大荒，改薦朱熹為浙東常平提舉。待捐賑者得到獎勵，他才赴紹興就職。后官至秘閣修撰、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紹熙間(1190～1194)，朱熹應在祥芝芝山講學的著名學者邱葵的邀請，到芝山游覽，與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題詠芝山的詩文，其詩曰：“床頭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懷過鳥語，獨聞山雨對花時。”后人將此詩刻石立碑于芝山上。[1]慶元二年（1196年），為避權臣韓侂胄之禍，朱熹與門人黃干、蔡沈、黃鐘來到新城福山（今黎川縣社蘋鄉竹山村）雙林寺側的武夷堂講學，并寫下《福山》一詩。在此期間，他往來于南城、南豐。在南城應利元吉、鄧約禮之邀作《建昌軍進士題名記》一文，文中對建昌人才輩出發出由衷贊美。又應南城縣上塘蛤蟆窩村吳倫、吳常兄弟之邀，到該村講學，為吳氏廳堂書寫“榮木軒”，為讀書亭書寫“書樓”，并為吳氏兄弟創辦的社倉撰寫了《社倉記》。還在該村寫下了“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觀書有感》）的著名詩句。朱熹離村后，村民便將蛤蟆窩村改為源頭村，民國時曾設活水鄉（今屬上塘鎮）以紀念朱熹。在南豐曾鞏讀書巖石壁上刻有朱熹手書“書巖”二字，在巖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書“墨池”二字。朱熹還先后到過樂安、金溪、東鄉等地。在樂安流坑為村口“狀元樓”題寫了匾額。應陸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書院講學，并書“一家兄弟學，千古圣賢心”相贈。在東鄉路過潤溪（水名）時，留有《過潤溪》詩。慶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詔賜遺表恩澤。淳熙九年，馮去疾提舉江南西路，特建南湖書院（今富奇汽車廠址），以紀念朱熹。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熹十分熱衷道學，與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 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并稱為“延平四賢”。朱熹受教于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后者。因此朱熹既熱衷于道學，同時于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禪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為表誠意，他步行幾百里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朱熹認為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準，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標準，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而破壞和諧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于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為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善良，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美好事物，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金統治者完顏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準備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為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派張浚，平反了岳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檜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二）罷黜和議；（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為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為。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御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后，宋金結為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鉆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并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詔不應。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并制定一整套學規。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為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后來成為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為各書院的楷模，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并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后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于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復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岳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為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的。局法官法　朱熹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為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于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為本，“俾愿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饑，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并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札，陳述時弊。到職后，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污吏的劣跡，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為“偽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后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寧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為“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為寧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寧宗不滿，加以干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慶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趙汝愚受韓侂胄排擠被罷相位，韓勢盛極一時。韓因朱熹曾參與趙汝愚攻擊自己的活動，于是發動了一場抨擊“理學”的運動。慶元二年葉翥上書，要求把道學家的書“除毀”，科舉取士，凡涉程朱義理不取。監察御史沈繼祖乘機指控朱熹十罪，請斬。朱熹的得意門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時理學威風掃地，被斥為“偽學”，朱熹被斥為“偽師”，學生被斥為“偽徒”。寧宗一改舊態，下詔命凡薦舉為官，一律不取“偽學”之士。

  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終于在建陽家里憂憤而死，享年七十一歲。臨死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可見他是如何矢志于樹立自己的理學，然而生前終未如愿。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為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專心儒學，成為程顥、程頤之后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于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為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復岳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為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后人稱為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 ，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盤剝，并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于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里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為“南閩闕里”，建陽稱為“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干、熊禾、游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后，遠在美日韓及港澳臺等海外朱子后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謁，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推崇。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長期從事講學活動，精心編撰了《四書集注》等多種教材，培養了眾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是論述“小學”和“大學”教育，二是關于“朱子讀書法”。

  論述教育　　朱熹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于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成“小學”和“大學”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階段，并提出了兩者不同的教育任務、內容和方法。朱熹認為8~15歲為小學教育階段，其任務是培養“圣賢坯璞”。鑒于小學兒童“智識未開”，思維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學教育的內容是“學其事”，主張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具體行事，懂得基本的倫理道德規范，養成一定的行為習慣，學習初步的文化知識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強調先入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動，能激發興趣；以《須知》、《學規》的形式培養兒童道德行為習慣。朱熹認為15歲以后大學教育，其任務是在“坯璞”的基礎上再“加光飾”，把他們培養成為國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認為，與重在“教事”的小學教育不同，大學教育內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對于大學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視自學，二是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相互交流。朱熹關于小學和大學教育的見解，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鮮的內容。

  朱子讀書法　　“朱子讀書法”六條，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這是由朱熹的弟子對朱熹讀書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漸進，包括三層意思：一是讀書應該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顛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謹守之”；三是不可囫圇吞棗，急于求成。熟讀精思即是讀書既要熟讀成誦，又要精于思考。虛心涵泳中的“虛心”，是指讀書時要反復咀嚼，細心玩味。切己體察強調讀書必須要見之于自己的實際行動，要身體力行。著緊用力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是讀書必須抓緊時間，發憤忘食，反對悠悠然；二是必須精神抖擻，勇猛奮發，反對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強調讀書必須精神專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謂“持志”，就是要樹立遠大志向，并以頑強的毅力長期堅守。“朱子讀書法”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我國古代對于讀書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內容，值得我們借鑒。

  哲學思想　　理氣論　　朱熹繼承周敦頤、二程，兼采釋、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范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系的含義：①理是先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他認為理比氣更根本，邏輯上理先于氣；同時，氣有變化的能動性，理不能離開氣。他認為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②理是事物的規律。③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④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于理的第二個范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系有主有次。理生氣并寓于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后，屬第二性。

  動靜觀　　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并從氣展開了一分為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金、木、水、火、土），散為萬物。一分為二是從氣分化為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朱熹認為由對立統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了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為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統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他稱之為“變”與“化”。他認為漸化中滲透著頓變，頓變中滲透著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格物致知論　　朱熹用《大學》“致知在格物”的命題，探討認識領域中的理論問題。在認識來源問題上，朱熹既講人生而有知的先驗論，也不否認見聞之知。他強調窮理離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窮其理。朱熹探討了知行關系。他認為知先行后，行重知輕。從知識來源上說，知在先；從社會效果上看，行為重。而且知行互發，“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論　　在人性論上，朱熹發揮了張載和程頤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觀點，認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專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無缺的；“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有善有不善，兩者統一在人身上，缺一則“做人不得”。與“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有聯系的，還有“道心、人心”的理論。朱熹認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來便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發而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則為善。“人心”出于形氣之私，是指饑食渴飲之類。如是，雖圣人亦不能無人心。不過圣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他認為“道心”與“人心”的關系既矛盾又聯結，“道心”需要通過“人心”來安頓，“道心”與“人心”還有主從關系，“人心”須聽命于“道心”。朱熹從心性說出發，探討了天理人欲問題 。他以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張。朱熹承認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欲望，反對佛教籠統地倡導無欲，他反對超過延續生存條件的物質欲望。

  美學思想　　朱熹的哲學體系中含有藝術美的理論。他認為美是給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統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內在道德的善相統一的觀點，朱熹探討了文與質、文與道的問題。認為文與質、文與道和諧統一才是完美的。朱熹還多次談到樂的問題。他把樂與禮聯系起來，貫穿了他把樂納入禮以維護統治秩序的理學根本精神。朱熹對“文”、“道”關系的解決，在哲學思辨的深度上超過了前人。他對《詩經》與《楚辭》的研究，也經常表現出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理學家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志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后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后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響。　　兩宋時期，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后世所稱道。其門人黃斡曾總結曰：“繼往圣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辟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狀》）又曰：“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宋元學案．晦翁學案》）這些評價雖屬溢美之辭，但真實地反映了朱熹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朱熹死后，被謚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自元朝始，朱熹關于經學注釋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其本身則與孔子圣人并提，稱為“朱子“。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朱熹之言，則成為不能更改的、絕對的權威。易學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于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后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朱熹真正確立了河洛之學和先天之學在學界的地位而為后世大多易學家所認可。　　朱熹十四歲，父去世，遵父遺命，他從學于父友胡原仲、劉致中、劉 沖。后劉致中以女許嫁朱熹。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九歲朱熹登進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羅從 門人李侗為師。始知釋老之說為非，學問而就平實。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棄官回故里，致力學術，歷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辭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歲的朱熹出知南康軍，八年，改除提舉浙東常平鹽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兼待講。總之，朱熹一生自舉進士至死，凡五十年，經歷了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為寧宗講《大學》。其余四十年過著講學著書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楚辭集注辨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此外，還有《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閡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其易學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義》、《易學啟蒙》、《朱子語類》等書中。按朱熹《年譜》，《周易本義》成書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啟蒙》成書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據今人朱伯昆考證，“《本義》于《啟蒙》前，并未成書。”（《易學哲學史》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年）此說可謂精確。需要說明的是，《易學啟蒙》雖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為，是他與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結果。蔡元定學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記載道：“晦庵疏釋《四書》，因先生論辨有所啟發者非一。……六經、《語》、《孟》、《學》、《庸》之書，先生與之討論講貫則并馳其功焉。《易學啟蒙》一書，先生研精覃思，屢年而后就，晦庵復刪潤之，始克成書。”（《蔡氏九儒書》卷首《蔡氏諸儒行實》）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關于《易學啟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刪潤而成的記載，在《宋史》中有同論。《宋史.蔡元定傳》曰：“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鑒綱目》，畢竟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這一點同時在未熹的言論中可以得到印證。朱熹在給蔡元定信中說：“《啟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說：“《啟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爾？”（《文集續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啟蒙序》中也明言：“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于其說云。”此“同志”即蔡元定。“為書四篇”中“書”即《啟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記可信。

  著作研究　　朱熹作為中國封建社會13世紀以來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以他為代表的理學思想在中國社會、東亞各國家民族，乃至世界華人社會有著相當的影響及作用。朱熹的哲學、思想以及對朱熹著作的考證、朱熹歷史地位的評價等問題都有待展開了充分、深入的研究。　　他的研究觸角涉及到儒家經典的所有領域。清代學者全祖望在編撰《宋元學案》時曾感慨地稱朱子是一位“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大學者。據《四庫全書》的著錄統計，朱子現存著作共25種，600余卷，總字數在2000萬字左右。這還是個十分不完全的統計，但僅僅這一組數字已極為可觀，足以樹起一座辛勤創作的思想家的穹碑。　　除了著作的豐碩之外，朱子的著述還呈現出形式多樣化的特點。“述而不作”是從孔子即已開始的儒家傳統。所謂“述”，實質上是一種借助對儒家經典的注解和詮釋來闡發自己思想和理論的創作方式。朱子是利用這種方式構建自己理學體系最成功和最活潑的學者。他的《四書章句集注》、《詩集傳》、《周易本義》等就是這一類著作中的代表。但朱子又決不是個“不作”者，他以大量嚴謹的理論著作為自己的理學大廈奠定了基石。《太極圖說解》、《西銘解》等是其哲學思想的高度結晶，《通鑒綱目》、《名臣言行錄》等是其史學理論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則是他理學思想的最后集結。朱子的另一類著作，如《楚辭集注》、《韓文考異》等是對前代學術遺產的整理和研究。這一類著作不僅顯示出朱子深厚和廣博的學術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時期的學術取向。為前代理學家編纂遺文，是朱子著作的又一種類型。他為程頤、程顥編了《二程遺書》、《二程外書》，　　為謝良佐編了《上蔡語錄》，還為他的父親朱松編了《韋齋集》。朱子還有一部與友人合作的著作《近思錄》。這是他居喪期間在寒泉精舍為母親守墓時與呂祖謙共讀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的著作，共同編選而成。這是一本被稱為“我國第一本哲學選輯之書，亦為北宋理學之大綱，更是朱子哲學之輪廓”（陳榮捷《近思錄詳注集評》引言）的重要著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開始編印他的著作。朱子逝世以后，裒集、輯錄朱子不同類型和不同內容的著作以成書的現象，隨著朱子地位的不斷提高而越演越烈。清代是編集著作最盛的時期，不僅官方對此表現出濃厚興趣，民間的熱情也非常高漲，“大全”、“全書”、“類編”、“類纂”、“全集”、“大全集”之類的書層出不窮。康熙年間，大學士李光地奉敕編修的《朱子全書》，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一部，卻也是一部不全之書。所以，準確地說，自朱子逝世至今800年間，還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朱子全集問世。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朱熹詞意境稍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薩蠻》（一）、《水調歌頭》（一）、《南鄉子》、《憶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薩蠻》（一）最有特色，該詞運用回文，每兩句互為顛倒，八句共四對，十分自然和諧，毫不牽強，而且頗有意境，構思之精巧極矣，足見晦庵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除詞外，還善作詩，《春日》和《觀書有感》是他最膾炙人口的詩作。其詞結有《晦庵詞》。

  朱熹是劉子翚學生，他父親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許由于父、師的影響，他在道學中對文學的評價是比較公正的，也寫出過一些富于生活氣息的好詩。如這兩首當然是說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斷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斷有所發展提高才能活躍，免得停滯和僵化。后一首寫人的修養往往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階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無拘無束，自由自 在。這兩首詩以鮮明的形象表達自己在學習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啟發性，也并不缺乏詩味，所以陳衍評為“寓物說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書法，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朱子繼續道統、優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

  朱熹紀念館坐落在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文公山景區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園內，占地面積300平方米。

  造型莊重、嚴謹的武夷山朱熹紀念館，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廡殿式大院。館內懸掛著新近書寫的匾額、楹聯，其中有不少聯文，語言精練、寓意深長，文彩斐然。

  古樸的大門上高懸著一塊大匾，題為“朱熹紀念館”五個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視察時留下的墨寶，莊重、蒼勁，有書法大家的風范。

  殿前大門兩側的草書楹聯表達了朱熹繼承和發展的深邃意義。聯曰：“接伊洛之淵源，開閩海之鄒魯”，聯文說明朱熹的理學思想已成為我國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這副楹聯懸于大門顯得端莊典雅，醒目點題。

  大殿前有一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對聯，表述了朱熹的哲學體系博大精深和儒家人生處世的規范。

  大殿前橫匾上書寫的“學達性天”四字，字體雄渾、碩壯。這塊原為清乾隆皇帝于公元1787年為“紫陽書院”御題的匾額，其大致意思是：“學”為格物，“達”為致知，“性”為道，“天”為德，“格物致知”是朱熹認識論的核心，把道德看作天道的體現。即通過道德修養，追求“至誠”的境界，以感應天地，達到“天人合一”。